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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泰斗:吴清源三改国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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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12月1日的深夜,由日本媒介《读卖新闻》告知:对围棋业界做出史诗级贡献的大师因吴清源先生抢救无效,在30日凌晨1时11分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去世,享年100岁。一生中,吴清源曾经三次改变国籍。虽然很多人看标题都会觉得“吴清源”这名字较为陌生,可他的人物生平事迹却是富有争议与无奈。

01_吴清源

四书五经

他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他的字。不管是“泉”还是“清源”,都有着和水有些关系的文字。这可能是因为他出生的那天正巧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他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在他出生地的福建省,而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年,听说雷雨天特别频繁。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而正是这样的环境,母亲才生下他的。

他的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他的时候,一听到雷声,便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觉得恶心。小时候,他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吧。

他出生后不久,一家便从福建就搬到了北京。四岁的时候,他还得过疝气。起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他扮做马,哥哥骑在他身上,哥哥不断地叫他跳、跳。结果用力过猛造成了疝气。他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他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他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治愈。因此,他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他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比起工作,父亲更热衷于对他们兄弟三人的教导与关怀。

清朝以前奉行科考的选拔人才制度。他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成长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也都是儒教中的经典。

他出生的时期,尽管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他父亲还是很早就为他们请了私人教师,教他们兄弟读四书五经。那时他大概虚岁只有五岁。

书房中,他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看管,父亲也时常和他们一起听课。学习时间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他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四岁,和二哥相差两岁。而正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学习进度是很不容易的,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背书了,可他却怎么也记不住书里的内容,经常要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便为他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02_吴清源近照

他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七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他却明显比哥哥们快的多了。

因为其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还算了解,像围棋发展得很快、还有些职业棋手等等。他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有关围棋的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他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他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他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他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他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他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他往那条路上走。他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他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他也和段祺瑞下了棋。他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他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他,最后他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他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他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他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直接对他说:“请给他学费。”这样,他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他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他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他。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他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他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他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他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他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本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他长大后才明白的——他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他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他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他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他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他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他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他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他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他的照片,报道了他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他“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他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他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他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邪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他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他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他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他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年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他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他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他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他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他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他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他的对局之后,在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他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他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他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他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他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他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他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他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他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加入日本国籍

03_吴清源中的精神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如果他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他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他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三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他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使得他终于脱离了中国国籍。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他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他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他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他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他改名为“吴泉”。他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他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他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国籍

出生于中国的他,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他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来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到他家,并且拉着他去了他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他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他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他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他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他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他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他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他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他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他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他和他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他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他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他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他担心。

再加入日本国籍

在1979年已经65岁的他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的他压力很大,对于自己,这次的考虑更多是为了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昌树一个人被叫到一边分开,不和大家在一个队。具体的原因未知,但估计是国籍的问题,这件事对昌树的打击相当大。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那个年代异地他乡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他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当然这也是小儿子目前最大的希望。

但是,即使再加入日本国籍,也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假如他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因此,他便马上去找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寻求帮助。毕竟这个手续十分麻烦,相当耗时,甚至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侗朋大学,致力于音乐专业工作。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辅导初学围棋的学生。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操劳的,因为他受的是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他全部的精力,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很想去父亲的房间,那是个神奇的房间。”

大哥在他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物理学”,而小儿子却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NASA(航空宇宙局)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继而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他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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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露天小便池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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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珍贵的军事情报落入敌人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队采用了一些相当有创意的通信策略。英国人有信鸽,德国人有恩尼格玛密码机,法国人有……露天小便池。

巴黎街头的这种公共露天小便池于19世纪30年代首次设立。虽然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搞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棚子的确曾经是法国抵抗军战士的集合点,他们在这里秘密交换敌方动向信息。

当然,抵抗纳粹政权并不是这种露天小便池的初衷:最初建造这些建筑的目的,是为那些想要排空膀胱但又懒惰的男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如今,这些公共小便池已经几乎从法国街头消失了。但是,一个由摄影师马克·马丁策划的展览正在慢慢地将这些早已消失的厕所及其混乱、丑闻缠身的历史重新载入公众的视线。

这个展览展示了许多照片,包括从艺术家埃德加·德加和作家查尔斯·亨利·福特等著名人物使用露天小便池的快照。他们在2019年底结束了在巴黎艾弗梅雷艺术空间的展期,还计划在2020年漂洋过海前往纽约的莱斯利-罗曼艺术博物馆。

这些公共小便池最初的形象,是由巴黎的一位市长委托设计的、看起来像阴茎一样的柱子,因为他受够了那些经常在人行道、街道甚至建筑物侧面撒尿的法国人。这些“前哨站”为男人们提供了方便的容器,使他们可以在仍然享受新鲜空气——也许是带尿味的空气——的同时放松自己。

遗憾的是,并没有提供给妇女这样的“奢侈品”,官员们认为建造女性友好的棚子和厕所浪费了空间。

这个想法开始流行起来,是在19世纪40年代,大约400个公共小便池在大街上散落着。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些建筑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增加了更多的隔间,并使用了更坚固的材料来加固墙体。

在小便池的私密性得到了保障的情况下,巴黎被边缘化的男同性恋者开始在里面进行性行为。作为回应,保守派开始对这些小便池进行抨击,抱怨它们损害了城市的声誉。警察开始潜伏在隔间外面,希望能在这些非法行为中抓住那些人,在当时那是非法的。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开始让人们对“多才多艺”的公共小便池减少了争议。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盟军士兵和间谍利用这些隔间来传递信息和武器,以避开纳粹的窥探。到了这个时候,小便池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个。它们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处。

不过即便是作为军事集会点的出现了短暂停留,也不足以挽救它们。到1960年,公共小便池的数量开始减少,并且在1980年代,市政官员开始积极地用一种封闭的、男女通用的公厕取代露天小便池,使用后可以自动清洁。

如今,巴黎只剩下一个露天小便池。位于阿拉戈皮索蒂埃大道的一座监狱外面,现在主要服务于路过这里的出租车司机。

2018年巴黎试图复兴露天小便池,希望能让城市的人行道上不再有尿。但是由于小便池仍然只适合男性使用,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抗议者们指责男用便池是性别歧视和歧视。

许多人认为,公共露天小便池强化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双重标准:男性被积极鼓励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而女性却因做同样的事而受到批评,即使是像母乳喂养婴儿这样无害的行为。

去年夏天,一家名为Madame Pee的法国初创公司开始在巴黎各处安装女性小便池。该公司尚未证实这些装置的持久性,但它们的出现激发了一些希望:解决公共场合小便的性别差异可能仍然是第一要务。

在大众眼中一直是浪漫之都的法国巴黎,光是听名字都足以使人为之向往,总是与各种大秀共同出现在新闻里,谁能想象巴黎的男人也会在街角撒尿?能够了解到这么接地气的一面,不得不让鹿角网有种将其“拉下神坛”的快感。

总有你不知道的事,素质高低不分国别,国外的月亮不会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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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你的外国朋友,最好永远不要把金鱼冲进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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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3年皮克斯公司的电影《海底总动员》普及了“all drains lead to the ocean(条条水渠通大海)”的错误观念后,这些年不断有年轻的粉丝,以不明智的方式为自己的宠物鱼“争取自由”——把它们冲进马桶。即使在电影上映后不久,就已经有专家迅速指出,被冲进下水道的鱼更有可能会在到达海洋之前很久就死去了。

其实所谓的归家之旅,对它们来说,莫如说是一场噩梦。先是遭到水流冲击进入休克状态,然后沉浸在厕所的冷水里,紧接着还必须面对污水系统中存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即使能拼尽全力熬过这些,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在污水处理厂中。鹿角网觉得,它们说不定宁愿自己一辈子呆在浴缸里混吃等死。

但是,在这段痛苦的旅程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几条宠物鱼,以及那些被直接释放到河流中的宠物鱼,会发生什么呢?一条长14英寸(约合35.6厘米)的金鱼,在纽约尼亚加拉河黑石运河的污水处理厂下游被捕,它的出现揭示了一种可能存在的结果。

据猜测,这条鱼要么是被冲进马桶,要么是被它的主人放回河里。五大湖地区相互连通的下水道系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当严重的降水造成不堪重负时,经常会把多余的生活污水倒入附近的水体。

然而,无论它是如何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这只曾经的宠物在它的新栖息地都可谓是茁壮成长。因为没有天敌的控制,它获得了所有食物和资源,长成了巨大的体型。毫无疑问,它几乎垄断了栖息地有限的资源,所以也同时损害了该地区的本地物种。

当然,这种大约保龄球瓶大小的金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如,2013年曾经在内华达州的塔霍湖盆地发现过一条4.2磅重,1.5英尺(约合45.7厘米)长的金鱼。而且,目前生活在五大湖的金鱼有数千万条,这对当地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健康构成了持续威胁。

总有你不知道的事,金鱼是一种被驯化的鲤鱼,最初繁殖于中国古代。在19世纪中叶被国外引进后产生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它们作为侵入性物种,不仅扰乱了湖泊和河流底部的沉积物和植被,还释放出能够引发藻类的过度生长的营养物质。

金鱼以鱼卵、小型无脊椎动物和藻类为食,繁殖速度比大多数淡水鱼都要快。而且,众所周知,金鱼会在多个水体中迁徙。目前,该物种在伦敦的埃平森林、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内华达州的塔霍湖盆地和澳大利亚的瓦瑟河等偏远地区非常猖獗。

实际上,那张照片实际上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再次出现在网络上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再将宠物鱼中进下水道,也不要将其放生。那些不能再照顾金鱼的人,应该把金鱼送回当地的宠物店。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甚至提供另外几个选项,包括将这些鱼送人收养,捐赠给当地的学校,甚至在兽医或宠物店的协助下对其实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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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伦·凯勒真实生活相关的三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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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海伦·凯勒这个名字时,你能说出的也许仅限于“她非常有名”以及“她是个残疾人”,顶多还知道她写过一本著名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可能还没看过。上过学的孩子都知道,凯勒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聋哑的生活。她出生在1880年6月27日,并非生来就有残疾,而是在十九个月的时候因一场疾病造成。

海伦·凯勒一生中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著书14本、掌握多国语言、建立慈善机构等。然而总有你不知道的事,作为公众人物的她,身上也出现了许多莫须有的神话,这些神话无一不在揭示长期存在的社会偏见。

误解:她在遇见安妮·沙利文之前,什么都做不了

人们普遍认为,凯勒“直到她的老师在她七岁生日前后到来之前,都无法与家人沟通”。然而,没有认知障碍的凯勒早就能使用60种不同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她主要是用这些来和她的朋友玛莎·华盛顿交流,玛莎·华盛顿是凯勒家族厨师的女儿。凯勒在《我的生活》中写道:“我们在厨房里度过了很多时间,揉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煮咖啡,为蛋糕碗争吵,在厨房的台阶上喂母鸡和火鸡。”

尽管如此,凯勒的家人早年并不认为她会受到教育。但是,当她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坚持让她接受教育,并最终由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介绍给了珀金斯盲人学院,安妮·沙利文成为凯勒的同伴。

误解:她不关心政治

实际上,凯勒有很强的个人政治倾向,甚至在1949年被联邦调查局列入了共产党员名单。不过根据记录,虽然凯勒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她不是共产党员。

1896年,她16岁,一跃成为全国名人。1904年,当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时,她已经享誉国际。几年后,她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且开始倡导革命变革。萨沙·科恩在《时代》杂志上写道:“她注意到残疾和贫困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两者归咎于资本主义和恶劣的工业条件。”

但是,尽管她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全国性的声音,却没有人认真对待她的观点。报纸的编辑们会利用她的残疾来贬低她的政治观点,并劝阻人们不要把她当回事。保守派作家们断言,她的激进主义是政治“错误”的产物,这些错误源自于她发展的明显局限性。

即便如此,她仍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其他事业中,她支持和平主义和美国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谣言:她没有浪漫的生活

像许多人一样,凯勒想要一个浪漫的生活伴侣。曾经,这种愿望似乎可以实现。彼时她三十多岁,举世闻名,仍然和她的支持者兼同伴安妮·沙利文生活在一起。安妮·沙利文当时已经结婚,但是正和她的丈夫分居。

沙利文病得很重,出于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假一段时间,所以她无法担任凯勒的秘书,只好由29岁的《波士顿先驱报》记者彼得·费根接替她的工作。期间,凯勒与费根两人坠入爱河,并计划结婚。

关于这件事的后续,金·尼尔森在《海伦·凯勒:精选著作》中有过叙述:“她的大家庭强烈地破坏了这种关系,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婚姻和生育不是聋哑妇女的选择。” 在家人的压力下,没有同伴的支持,“她显然是默认了这一信念。”于是,“彼得·费根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在此期间,凯勒写信给沙利文:“我常常感到如此的孤独,我甚至毫无准备,尤其是当我在夜里醒来的时候!”

她的一生,在鹿角网看来,正如罗素·苏尔坦在《赫芬顿邮报》上所写的:“她战胜了多重残疾,名声大噪,这让她陷入了一种狭隘的圣洁和纯洁的形象中。”“尽管她可以大声疾呼平等,但其他人都拥有的权利,甚至是性权利,她并没有得到她为别人争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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