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国家，人们在乘坐地铁时几乎都是沉默的。他们会有意避免打电话，或在必要时对着听筒小声交流，或者尽快结束通话。如果你也是这样做的，那么你就遵从了那条没有明说但却被严格遵守的规则。

没有人强迫你保持安静，但是你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地铁出行的标准规则。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不难猜出，为了不显得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我们会选择“随大流”。

我们都听说过服从，但人们经常把它和顺从混淆，并把它们互换使用。然而，这两者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当一个人听话的时候，他是在听别人的命令，并且按照命令去做。

例如，在监狱里，监狱长命令囚犯们把手放在背后排成一行，他们就会服从他的命令。如果监狱长不在，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走，边走边聊，但一旦下达了命令，他们就会照做，否则就要承担后果。这并不是一个未言明的规则，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但由于命令是由权威人士发出的，他们就得遵从。

像这样的规则就需要服从，而不仅仅是顺从。然而，当一个人遵守社会规范时，并不会受到外界的压力。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内在动机和行为方式都和其他人一样。

所罗门·阿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著名的研究者，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观察从众心理是如何起作用的。他在一张纸的一侧画了一条线，我们称它为目标线X，在另一边有三个选项——三条不同长度的线，分别命名为为A 、B、C，参与者需要选出一条与目标线相同长度的直线。

每一组有5-7个人聚在一起，但是5个人中有4人是“卧底”，只有1个人是真正的参与者。这些“卧底”事先被告知要选择什么答案，从而测试如果“卧底”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个真正的参与者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答案，一般要求他最后一个说出自己的答案。

阿希的研究报告显示，76%的参与者至少同意了一次小组内的错误回答。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37%的时候犯了这个错误，相比之下，当他们单独回答的时候，只有5%的时候犯错。

不过，有25%的参与者从来没有听从过小组的建议，不管他们是对是错。还有一些参与者每次都认同了小组内其他人的答案，他们在实验结束后说，他们觉得自己是错的，而其他人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众并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个人们经常遵循的，非常真实的概念。阿希的研究在不同国家被重复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有类似的发现。

我想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就，我们不相信自己。就像其中一名参与者报告的那样，当大家都异口同声的时候，通常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可能错了。这会增加我们的自我怀疑和压力，使我们偏向于“随大流”。

虽然会被认为没有个性，但是总有你不知道的事，有时候，存在这些潜在的规则是非常有益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某些情况下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心理脚本。大脑很容易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行事，而不是花时间去做决定。

例如，在上班打卡时排队等候，没有人明确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天生就有这样的规则，无论如何也要排队。因此，遵守这一规则可以带来和谐，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人们随大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营造在别人面前的良好形象。所有的人都是通过社会联系而繁荣起来的，因此我们都渴望被周围的人所接受。通过顺从，我们更容易感到被群体所接受，从而增加我们成为群体一员的机会，或者给别人一个好印象。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更有可能抵制这种做法，固执地认为我们不会随大流。除了一些勇敢的人会坚持自己的内心以外，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对从众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倾向。我们穿和别人相似的衣服，吃自己文化欣赏的食物，听和朋友播放列表相似的音乐。

所以，虽然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会随大流，但我们已经通过“紧跟潮流”来让自己看起来更时髦、更“与时俱进”。那些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会被赋予一些负面的含义，比如“土包子”、“原始人”、“low”以及其他嘲弄的词汇。许多人都讨厌被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所以他们倾向于遵守规则，跟随趋势，不管这种趋势是有益的还是自己真心希望的。

幸福是主观的，这意味着让你感觉幸福的东西不一定能让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幸福。所以，你们可能要问：“那你怎么知道哪些国家比较幸福？”

别着急，虽然幸福是主观的，但有一些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参数，可以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那么，金钱是产生人们幸福的唯一因素吗？繁荣的经济是否与幸福的公民成正比？

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编写的《世界幸福报告》，根据国民的幸福感对156个国家进行了排名。从2012年4月开始，到现在一共已经发布了8份报告。

《2020年世界幸福报告》列出了幸福水平从高到低的10个国家名单，分别是：芬兰、丹麦、瑞士、冰岛、挪威、荷兰、瑞典、新西兰、奥地利、卢森堡。这个榜单，采用了7个可衡量的幸福指标参数。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人均GDP则是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这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被调整为2011年固定国际美元，是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提取的。

其次是预期寿命。这是指人类平均寿命的统计指标。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寿命数据取自世界卫生组织。

然后是社会支持。这一指标是根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WP)计算出来的，涉及的情况例如“如果遇到麻烦，除了朋友和亲戚以外，是否有组织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第四个因素是自由。这指的是生活选择的灵活性，会再次使用GWP的问题进行提问，例如询问公民是否对自己在生活中作出关键选择时拥有的自由程度感到满意。

第五，慷慨度。通过询问诸如公民是否捐钱这样的问题来衡量他们是否具备慷慨的品质。《孟子•尽心章句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多时候，慷慨都是建立在有经济实力的基础上。

第六个是，对腐败的看法。这关系到公民是否看到国家政府或商业领域的腐败。

最后一个，积极的情感。这个元素是指经常经历的幸福和快乐的感觉。

芬兰已经连续三年蝉联“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位居排行榜第一名。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最幸福的呢？

芬兰在慷慨、自由、低犯罪率和值得赞赏的GDP方面排名很高。丹麦人的平均寿命很高，贫富差距也很小。瑞士的税收优惠、预期寿命和繁荣的经济都让国民感到幸福。冰岛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在工资方面男女平等，税收低，医疗保健服务免费。挪威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犯罪率也很低。荷兰的生活节奏和自由让它的公民非常快乐。

瑞典的预期寿命，奥地利的自由和社会支持，卢森堡富有、失业率低、平均寿命80岁，这些都使他们跻身最幸福的行列。

总有你不知道的事，随着国民收入和GDP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整体方法，幸福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

在印度这样收入差距巨大的国家，平均国民收入可能会因为少数亿万富翁而更高。然而，这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公民个人的生活，因为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较高的国民收入或许能显示出国家经济的增长，但这与发展是两个概念。正如西蒙·库兹涅茨所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可能很难从国民收入的衡量中推断出来。”

因此，联合国制定了一种更全面的办法，即人类发展指数。我们看到的《世界幸福报告》就是以人类发展指数的思路完成的。人类发展指数考虑到生活水平、保健和教育参数，以确保个人的整体福祉，这是一项仅仅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分析无法实现的综合评估。

预期寿命包括健康参数，受教育年限包括识字率和入学率，人均国民总收入包括经济。因此，人类发展指数试图从各个角度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水平。幸福的公民不只是因为收入更高而快乐，他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健康状况在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话又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金钱不是幸福的指标，只不过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金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随着收入的增加，金钱在衡量一个人的总体幸福感方面就会退居次要地位。

从亚里士多德到边沁，再到阿马蒂亚·森，福利经济学和功利主义都把幸福作为一种重要的指标，从而导致了人类发展指数的诞生。当你看到明年的幸福榜时，你会更加了解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幸福的因素。

另外，中国在这个幸福榜单上的位置与2019年相比上升了7位，目前排名第86。希望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第一次骑自行车是人生中最难忘，也是最自由的时刻之一。想象一下，你骑着自行车，看遍你最喜欢的城市。你在拥挤的车流中躲闪前行，感觉自己拥有这两个轮子就可以战无不胜。鹿角网在遭受二十年嘲笑之后，第一次靠自己平稳前行的时候，就只想破风前进，谁的话也不听。

这就是我骑自行车时的感受，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有过详细的记录。

有些事情只有你去接触了才会明白。直到学会骑自行车之后，我才了解到了具有传奇色彩且令人筋疲力尽的自行车比赛——环法自行车赛。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骑自行车这种的行为，既能给你天堂般的快乐，也可以是地狱般的经历。

我是基本没什么可能参加那场比赛，但我在这里分享一些有价值的、基于科学的建议，兴许可以帮助你摆脱“重在参与”的自我安慰，甚至赢得比赛。

环法自行车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自行车赛事，它当地一份体育报纸《L’Auto》为了提高销量而不顾一切努力的结果。当时他们的销量很不理想，所以在1903年，年仅26岁的记者勒夫弗勒建议该报编辑亨利·德斯格兰茨组织一场环法自行车赛。虽然他在后来表示自己之所以提出在法国进行为期六天的比赛，只是因为当时想不出其他的话可说。

首届比赛为期19天，共骑行2400公里，穿越法国全国。比赛非常成功，以至于《L’Auto》报社每年都继续组织这场比赛。到了1908年，也就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L’auto的销量翻了一番。

1910年，L’Auto的作家阿尔方索·施泰纳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名为“Tourmalet”，一个无情的19公里上坡。法国自行车选手奥克塔夫·拉佩泽是第一位成功完成攀登的车手，在到达顶峰后，奥克塔夫称组织方为“杀手“。

现在环法自行车赛是UCI世界巡回赛的赛事，这意味着只有UCI职业车队以及一些受组织方邀请的车队才能参加。

环法自行车赛自创办以来每年都举办，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随着比赛逐渐吸引了全球观众，新的爬坡、赛段、规则和法规也被加入进来。2019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为期23天，共21个赛程。现在的比赛要求参赛者在23天内完成总共3500公里。

这么说吧，3500公里相当于从纽约到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距离。这3500公里的赛段又分为7个平缓赛段、5个丘陵赛段、7个山地赛段和5个山顶赛段，以及1个个人计时阶段和1个团队计时阶段。

比赛路线可能每年都在变化，但比赛形式保持不变。在21个赛段累计时间最少的自行车手将加冕冠军。因此，团队必须制定良好的战略，并知道何时分组骑行、何时出发、何时巡航以及何时加速。自行车运动员的个人胜利往往是他们队友无私奉献的结果。

简单来说，整个比赛可以分为两部分：相对容易的，长的，平坦的和丘陵的阶段，然后是痛苦的攀登阶段。

平坦的地区通常是快速的路段，横跨法国乡村，最长可达200公里。在平坦的阶段，骑手们往往喜欢排成一种被称为“Peloton（佩洛顿）”的队形骑行。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衫，紧紧地排成一列，形成了一个活万花筒在车轮上。正是这幅佩洛顿车队在风景如画的乡间行进的画面，使环法自行车赛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体育赛事之一。

除了能够为媒体宣传提供漂亮的图片以外，佩洛顿队形还可以帮助骑手节省能量。这种队形通过变换形状来抵御来自不同方向的风，从而减少阻力。在高速行驶时，骑手的大部分能量都用在了抵抗风的阻力上。这时，如果躲在另一个同伴后面，所面对的风阻就会降低，从而减少了踩踏板前进所需的能量。

在佩洛顿队形中，一个骑在前面的车手大约产生300瓦的功率。相比之下，骑在他身后几步远的人以同样的速度移动只需要产生240瓦功率。后面的车手比领头羊的功率低20%，但仍然可以几乎同时到达终点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最好的自行车运动员在后面，而他们的团队成员在前面“遮风挡雨”。

这样一来，节省出的高达20%能量在最后阶段会非常有用。在最后阶段里，车队中最好的自行车手佩洛顿队形中离开，像疯子一样加速。所以说，好的队友会帮助车队中最好的车手为比赛中最困难的部分节省体力。

这个最困难的阶段也就是攀登阶段。当骑自行车的人开始上坡时，他们的速度会慢很多。风阻现在只是一个很小的的威胁，但是重力成为了新的需要征服的敌人。

在平坦的赛道上，重力不会对车手构成挑战，但在爬坡时，感觉重力会加剧。重力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所有的车手，无论是在前面的人还是牢牢地卡在中间的人。基本上，每个骑手都是靠自己。跟在车队其他成员后面就变得不可能了，每个车手必须产生巨大的力量来跟上其他人的步伐。

我们不妨一来看一些数据。总有你不知道的事，在2010年环法自行车赛中，丹麦自行车选手克里斯·安克·索伦森领跑。在最后一次爬升过程中，他的平均输出功率约为410瓦。实际上，他甚至达到了惊人的590瓦的峰值。

其余车手发现很难跟上这样的速度，于是队伍也崩溃了。实力较弱的车手在排名中落后，但克里斯霍纳，一个比索伦森落后几位的美国车手，却产生了和他几乎一样的功率。

不过，仅仅知道这些策略并不能帮助你赢得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自行车赛事。知道这些，最多可以让你在和朋友谈论环法自行车赛时占上风。赢得比赛，甚至哪怕仅仅是完成比赛，就已经需要大量令人难置信的艰苦努力、毅力和耐力。正如五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雅克·安奎蒂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你不能靠矿泉水赢得环法自行车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