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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灾难是一面冷酷的镜子,照出我们缺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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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喜欢强调教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体育。音乐的方面,和人的个性、神性、以及创造力紧密相关,那当然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话题,不过今天我们只说说体育的方面。

姚明有一期访谈里非常深刻的解释了他为什么热爱体育,或者篮球运动。他提到了那些关于毅力、刻苦训练、面对挫折、荣辱不惊的个人意志品质方面,但更重要的,他把体育精神诠释成为那种在一个团队里所需要的合作和友谊的方面。

你可以不被球迷认可,或者不被队友承认,或者和队友争取同一个位置,或者缺乏一种默契,或者对技术战术有不同意见,或者带着你看不上眼的队友出征;每个人有长处短处,技术上,性格上,但是在一起打球,一起训练,一起睡觉吃饭喝酒,可以批评也要互相鼓励,可以犯错误但也要懂得谅解,最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友情,默契,尊重,和赢。

这是体育能给人的最宝贵的品质。

一场疫情的到来可以看到公众在这方面的欠缺,这不怪大多数人,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成长的经历里有这方面的教育缺失。甚至你可以往大了说,在整个近代史上那么多看似偶然的遗憾,其实背后都有着这种精神缺失导致的必然。

具体的例子不多说了,每个人对也好,错也罢,有预见力也好,太短视也罢,最终你要知道这是所有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人可以坐享其成,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一个与生俱来的完美世界,政府,医生,制度,就像你的队友不完美,你自己也一样。

一个人的伟大或强大,和一个团队或者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强大,是两件不能说完全无关,但确实是很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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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为什么我们会在突然醒来后出现睡眠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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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闹钟响了,突然把我们从幸福的睡眠状态中拽了出来。在从睡眠中醒来的那一刻,你可能感到昏昏沉沉,然后没由来地脾气暴躁。哪怕你给了自己足够多的暗示,比如在设置闹钟时备注好“快起来,吃早餐很重要”,第二天早上你依然看也不看地关掉了它。

事实上,总有你不知道的事,在突然醒来之后的至少30分钟内,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甚至有时候,这种情况会在我们被令人讨厌的闹钟吵醒后持续长达4个小时,这也许会导致这一上午你干什么都不顺心。

对此,鹿角网希望在被贴上“爱睡懒觉”的标签之前,最好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相信很多需要早起上学、上班的人经常会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使你已经习惯了一听到闹钟响,就毫不犹豫地从床上跳起来,这种突然的觉醒也会让你非常想回去睡觉,让你无法完全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这种看起来完全不正常的现象被称为睡眠惯性。

这种人们在突然醒来后发现的一种精神状态,主要由以下这个事实导致,即我们所使用的外部时钟,没有同步到我们的人体内部时钟。

当我们醒来的那一刻,我们的大脑有一部分会立即被激活,也就是脑干中的唤醒系统。它们会给我们一种清醒的感觉,并且调动我们的身体。从本质上讲,我们确实已经醒了,也已经准备好移动自己的身体。但是,醒来后大脑中还有没有完全被激活的部分——皮质区,它们负责一个人的注意力、知觉、意识等。

这个区域的主要部分是前额叶皮层,也就是是受睡眠模式中断影响最大的区域。前额叶皮层与我们的决策和自我控制有关,所以,睡眠惯性导致你无法正确地把牙膏涂在牙刷上,或者把洗面奶当做牙膏,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一所大学的时间生物学教授蒂尔·罗恩伯格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社会时差”。时间生物学是对生物节律或周期的研究。“社会时差”基本上是指我们实际被唤醒的时间和我们应该自然醒来的时间之间的差异。这种社会时差可以是极端的,也可以是轻微的,多到超过2小时,少到至少1小时。

这种现象与睡眠荷尔蒙褪黑素密切相关。经历过睡眠惯性的人,基本上是在荷尔蒙还在起作用的时候就醒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被粗暴地吵醒的时候,我们会如此渴望重新入睡。

虽然这种睡眠惯性看上去似乎不怎么重要,但是在经年累月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社会时差,最终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罗恩伯格教授和心理学家马克·威特曼发现,这种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社会时差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一个小时的社会时差反应意味着肥胖风险增加了33%。

研究发现,社会时差反应越严重的人,越有可能增加酒精、香烟和咖啡因的摄入量。这一现象还与另一个关于人们上夜班的发现有关。人们发现,“夜猫子”还会增加患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的风险。

本质上,一个在不太健康的时间里入睡和醒来的人,会比较容易导致睡眠惯性并最终形成社会时差。而且,另一个与学生有关的发现表明,睡眠惯性会影响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

那么,对于那些经常经历睡眠惯性的人来说,是不是永远也无法脱离社会时差,只能无限恶性循环呢?并非如此。一项研究发现,人们的睡眠时间是可以在短短一周内得到改善的。所以,你最好多注意自己入睡时间,就睡眠惯性和社交时差而言,你并不需要睡得更久,只需要进行更加明智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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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从现在开始学一种乐器,是否真的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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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的一次元旦晚会上,你的一位女同学表演了电子琴;身边那个整天一起“丧着”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古筝十级;大学里那个几乎不来上课、个子不怎么高的男生,拉起小提琴来竟然也有种莫名的魅力……在这种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跟他们一下子有了差距:大家都高逼格起来了,怎么只有我自己还是个loser?

有没有发现面对类似这种的时刻,我们最常在心里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也会XXX,就好了”?所以,为什么?难道一个二十几岁、快三十的人真的就不适合学习乐器了吗?

持有和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人们习惯于抱着更加现实的想法:别人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从小学习、他家里有钱培养他,甚至天赋,等等。但是这个世界总有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可以先看看科学的说法。

太晚了吗?永远不会。

你没看错。学习一种新乐器永远不会太迟。尽管它不一定像从小就学习它一样简单,但它并非不可能。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会感觉更加吃力呢?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下。

在你阅读一段乐谱并演奏它时,你的大脑会同时执行多种功能。你需要读谱、理解它并保持节奏,然后利用你的记忆来弹奏。如果是像吉他或尤克里里这样的乐器,那么你的手还需要正确地拨动琴弦。

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绘画不同,大脑中没有学习乐器的特定区域。相反,正是由于是大脑的各个区域相互交流合作,才得以产生小提琴或者钢琴协奏曲的甜美旋律。

位于颞叶的听觉皮层可以检测到复杂的音符,并激活视觉皮层来读取乐谱,小脑参与主动运动控制,大脑的感觉运动区域会感应肢体的运动。所有这些不同的区域以及未提及的其他区域相互协调,才产生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同时还需要利用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来集中精力,参与情绪反应的大脑部分以及海马体等记忆结构。

它们就像是大脑中真正的管弦乐队。在这个管弦乐队中,小脑值得一提。这个后脑结构位于颅骨的底部,在过去20年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它一直是许多令人兴奋的研究的焦点。

小脑看起来像一个微型大脑,具有复杂的褶皱和两个半球。它负责我们的运动技能。诸如写作、坐直、做开合跳或弹吉他等活动,都需要小脑来做。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小脑如何帮助我们学习和改善运动技能,以及它与认知的联系。

与成年相比,在儿童时期发展和维持这种协调的确更容易。因为儿童的脑细胞仍在发育中,所以仅用于演奏乐器的细胞就更容易形成。但是,成年后不会形成新的细胞。学习乐器的方法是在已经存在的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然后加强这些神经通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你30岁生日后,学习一种新乐器可能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原因。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优势。

音乐本身就具有惊人的优势,不论是消除压力,还是发掘你隐藏的潜力。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比12岁的自己更需要一个压力克星。因此,音乐可以是很好的释放。学习新乐器就像其他任何新挑战一样,它能让那些灰色细胞保持运转。它可以防止你的脑细胞萎缩,让你更加警觉。

成人的大脑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即使在成年期,大脑也具有重塑和建立新连接的能力。30岁时,一个人可能没有像孩子的大脑那样的“新神经元库”,但学习和改造连接的潜力仍然存在。这种能力被称为可塑性。

但是这种能力,如果你不使用它,你就会失去它,因为实践会加强这些新形成的神经元联系。孩子们之所以会发现练习起来更容易,不仅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在发育,还因为他们缺乏许多成年人在失败时所具有的抑制力。

与孩子相比,成年人对音乐的理解也更深刻。大多数孩子学习乐器的动机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作成年人的你,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你决定学习一种新乐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你的动机,而不是一个孩子被专横的父母强迫着上“兴趣”班。

所以,耐心是关键。最重要的是,身为成年人的你,有着更好的纪律性和耐心来学习一种新的乐器。你还可以提醒自己,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

套用一句话:学习一种乐器,最好的时机是在二十年前,或者现在。它可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并不是不可能。鹿角网想说的是,你不应该为失去的时间而感叹。如果你也曾经梦想“一箫一剑走江湖”,那就拿起你的萧,给自己打打气,再通读一遍这篇文章,然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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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是什么让我们有时感到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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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拥有各种各样美好的情感,这其中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且还能够理解周围人的情感。我们能够为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邻居孩子感到高兴;当朋友宣布她怀孕的消息时,我们感到兴奋;当我们认识的人失去亲人时,我们感到难过,等等。简而言之,我们有能力真正感受到他人的感受。

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时,我们通常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们好像并不总是这么善良或富有同情心的。有时候我们不会为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反而对此感到高兴。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体验幸灾乐祸。这种在看到别人痛苦时发出的“不可思议的温暖光芒”,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亚里士多德称其为“epichairekakia”,法国人称它为“joie maligne”或者“cunning joy(狡猾的喜悦)”,荷兰人称其为“leedvermaak”,日本一个古老的谚语说,别人的不幸尝起来像蜂蜜一样!

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眼中,幸灾乐祸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不是一种应得的快乐。虽然你并没有参与到“使”某人受苦,而仅仅只是“看着”他们受苦。

这当然不是意味我们都是被轻浮、邪恶的快乐吞噬的怪物。我们从不希望亲人有坏事,而且我们同情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所以……是什么让我们有时感到幸灾乐祸呢?

一般来说,幸灾乐祸表现为三种形式——正义、竞争和侵略。

心理学家费瑟认为,幸灾乐祸主要是基于正义的。他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他人的痛苦是应得的,那么我们就乐于看到他们受苦。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我们不喜欢的同事错过了最后期限时,我们都会有一丝微笑的愧疚感。

研究表明,判断受害者的社会特征的倾向早在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在一项让婴儿们看木偶试图爬上斜坡的对照研究中,一组试验让另一个木偶帮助它向上移动,而另一组试验让第三个木偶将其推下坡来阻碍它。最终发现,只有三个月大的婴儿更喜欢帮助同伴爬升的亲社会木偶,而不是妨碍木偶努力的反社会的木偶戏。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大多数8个月大的婴儿喜欢一个教训了“坏木偶”的木偶。

然而,这并不总是导致幸灾乐祸的原因。相反,鹿角网认为,他们可能会先感到幸灾乐祸,然后以“应得”为借口为自己的感觉辩护。此外,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不幸可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应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导致了幸灾乐祸呢?

就像基于正义的幸灾乐祸一样,基于竞争的幸灾乐祸也与社会比较有关。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个人的关注点:基于正义的幸灾乐祸侧重于对受害者不幸的评估,而基于竞争的幸灾乐祸则依赖于一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估。

换句话说,基于竞争的幸灾乐祸,是将幸灾乐祸与嫉妒联系在一起。嫉妒是一种负面情绪。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被嫉妒的人。当被嫉妒的人经历了失败或失望时,他们在我们眼中就不那么令人羡慕了,从而减少了我们的负面嫉妒感,让我们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会自动提高我们的自我评价,这让我们对他们的不幸感到满意。

群体之间的竞争往往比个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当我们谈到群体竞争时,我们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是体育运动。敌对的球队和他们的球迷之间的攻击可以把最好的朋友变吵架爱好者。

另一个有趣的趋势是专门针对富人的幸灾乐祸。富人遭遇不幸时,就会出现“高罂粟花综合症”。费瑟认为,我们更喜欢成功人士或高成就人士的失败,而不是一般成就人士的失败。“高大的罂粟”是富人的一个隐喻,我们认为他们的成功与正常情况相去甚远,就像必须被砍掉的高大罂粟,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成功一开始就不应该,那就更是如此。

然而,幸灾乐祸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是我们的个人特质的产物,最重要的是同情心。

通常,我们对他人的不幸报以同情。这意味着我们真诚地关心他人,或者至少,我们理解他们的痛苦,有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当看到别人痛苦时,我们会感到痛苦。

有同情心的人帮助别人是出于真正的关心,或者只是为了在看到别人受苦后减轻自己的痛苦。因此,缺乏同情心的人会感到幸灾乐祸,而不是痛苦。这对于那些表现出高度黑暗三合一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变态)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依恋理论认为,我们的情感发展发生在童年早期。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观察到,儿童要么表现出一种安全的依恋类型,要么表现出两种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之一:逃避型和焦虑矛盾型。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我们与主要照顾者之间的纽带的质量不仅决定了我们在随后的亲密关系中的感受,而且还为一般的社会互动奠定了基础。安全型依恋的人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信任和同情心,对自己和他人都持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逃避型的人在情感上是超然的,害怕亲密。他们缺乏同情心和亲社会的行为,这反过来又转化为更多的幸灾乐祸。焦虑型依恋的人,在压力环境下非常敏感。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以焦虑形式出现的个人痛苦,因此他们通常不希望通过同情他人的痛苦来加重痛苦。因此,他们试图通过简单的嘲笑来减轻痛苦的严重程度。

总之,幸灾乐祸虽然看似邪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感觉。所以,下次你为你出轨的前女友被甩而感到高兴时,请享受这种感觉吧……你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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